师新民介绍，《直销管理条例》和《禁止传销管理条例》的颁布与施行，对于规范我国直销市场起到了一定作用。在一定时期内，为直销行业的发展起到了 “催化剂”作用，但在“新常态”下的“供给侧改革”中，该条例的“漏洞”更为“凸现”，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经济生态环境，直销在中国的发展遭遇了一个难以突破的“瓶颈期”。
根据《直销管理条例》第七条和第二十九条规定，申请成为直销企业，实缴注册资金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，并要在指定银行交纳至少2000万元保证金，因此，要成为政府许可的直销企业，必须具备以亿为单位的财富。在这样高的准入门槛面前，众多企业只能望而却步。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来说，申牌还不仅仅需要如此，还需找到中间人“了难”，中间人收取的费用绝不是小数目，隐藏在背后的腐败不言而喻。
我国现行法律只允许单层次直销模式存在，将多层次计酬都归属于传销行为。而据《中国直销行业发展报告Ⅱ》称，全球直销企业100强中，67%的企业采用多层次直销模式，8%采用混合型直销模式，采取单层次直销模式的仅为7%。这三大模式上榜企业2010年业绩总和，多层次直销模式企业占63.35%，混合型直销模式企业25.98%，单层次直销模式企业仅占3.67%。据行业内的反映，在中国大陆市场，真正采取单层次直销的只有极个别企业。
该条例的38条到52条，全部讲的是“怎么罚款”。“以罚代管”的问题十分明显。
“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直销行业很难健康发展。”师新民说，条例不仅限定了直销的模式，还限制了每一企业的“势力范围”。依照《直销管理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只有获批的区域才能开展直销活动。这一规定，人为的限制了商品的流通。
条例在规范直销行业发展的同时，实际上也在压抑直销的整个链条，将“三农产品”排斥在外，是对中国农民的“不公”，不利于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。因为直销企业除了在准入、渠道层面被牢牢限制以外，其直销的产品也未能在这种限制中突围。2005年11月2日颁布的《直销产品范围公告》规定直销产品仅限于：化妆品(包括个人护理品、美容美发产品);保健食品(获得有关部门颁发的《保健食品批准证书》);保洁用品(个人卫生用品及生活用清洁用品);保健器材;小型厨具。现实是，7年前的标准已经不能够适应市场的发展，很多直销企业早已跨出这条红线。
由于条例规定与直销行业的实际相悖，所以从事直销的企业要生存、要发展，就不得不打擦边球，不得不越红线，以至于不少执法部门，例如工商、公安等部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直销企业进行处罚，于是中国的直销企业进入了经营-处罚-再经营-再处罚的怪圈，而这过程中产生的高额“了难”费则成为供养腐败链条的来源。
师新民认为，没有量化标准的客观解释，导致了法律本身的模糊性，这种模凌两可的“自由裁量权”为企业打开了一扇特殊的窗，也为执法者提供了权力寻租的邪恶之剑。即便法律依据明确，监管部门仍然存在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的执法行为。而这样的执法行为建立在对自身利益进行评估的基础之上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从事多层次直销的企业在2000家以上，因为牌照稀缺，相当比例的企业只得转入地下运营，之后，当管制者面对一片灰茫茫的“非法”直销活动，将束手无策，无能为力。最终，严厉的立法将不可能公平、公正地适用。
“一般说来，无牌‘直销’的企业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公关成本尤其高。”据了解，无牌“直销”企业对执法部门的公关是为求得工商、公安等部门高抬贵手，而“上面”有的人拿到了公关好处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人举报就相安无事，有人举报就轻描淡写地回应。
哪怕是拿牌企业，同样存在求执法部门高抬贵手的问题，而与无牌企业不同的是，这些企业通常在银行缴纳了大量的保证金，任何违法行为被查处，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给相关部门“好处”，减小被“盯”被罚的概率，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。
师新民说，依赖于监管部门的暧昧态度，无牌企业和有牌企业开始在直销这条道路上寻租权利保护。于是，就出现了企业一次次打擦边球，甚至越界，监管部门却一直态度暧昧，如此恶性循环，导致了直销市场成为灰色利益的载体，从而失去其本身应当具备的在法律保障下的自由竞争态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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